武汉机场机务对各基地开展春节前检查工作

孙中山的五权共和从未在生活中得到真正落实，国民政府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和独裁，并未实行西方式的法治。

他提出法学也如同天文学和化学一样，可以而且应当采用理性和新的科学方法，(19)并进而认为需要构建一种更为体系化的三段论推理模式。【关键词】几何学范式/法学/自然科学属性/第一原则/演绎推理 就法学与科学的关系而言，学者们根据其自身对何谓科学的不同界定，而持有不同的观点。

同时期内生的科学性也为法律的确定性和预测性提供了认识论上的指导。这些都为后来大陆法系以及德国的法典化运动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24)从而使得这个时代的法律闪耀着理性的光辉。(32) 后来的研究发现，奥斯汀是在仔细研究了斯图尔特的《人类认识的哲学元素》一书之后创作了《法理学的范围》，而且也直接受到了前人的影响。这种结论不但需要严谨的逻辑推理，同时也需要正确的假设前提。这表明自然法提供了第一原则，而几何学范式提供了从第一原则到原则再到公理和规则的演绎推理方法，最终构成了自然法的数理形式体系。

中国的法律体制先天缺乏判例，所谓两高指导性案例不能视同于英美法系的判例，而只是一种实践的操作性技术指导，这同样也使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寻找第一原则和原则的来源难以实现。这导致在英美法系中，关于体系性构建，出现了自上而下之外的自下而上的方法。最终,提出了将"契约式程序主义"作为填补"道德真空"状况的理论主张。

由于司法过程缺乏预测性，这势必也会影响民众对法律的信赖程度，大大降低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度，最终使得人们不得不借助于法律之外的所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而，这三个时期的社会科学的议题核心分别是：法(或规范)的确定性(法学、伦理学)、社会福利(经济学)和风险预防(规制学)。此外，强调法规范性的研究思路也在二战以后的法社会学研究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实质上，本文仍然是以一种内在视角来观察自由主义法学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现传统自由主义法学观固有的价值空洞的问题，并为此寻找填补的方法。

与此同时，积极改造和正确定位调解制度，将之改造成能够技术化和确定化的程序结构。包括利用媒体的偏见性报道、对法官审判和律师代理采用非常规行政干预等手段，最终破坏了法律作为社会交往规则的有效性，使得司法判决充满着无数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博弈过程。

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都多次就司法机关和法律职业的廉洁问题发表批评性发言。因为第二波司法改革背后的指导理念是坚信法律客观化的可能性，他们往往认为存在一种将法律视为科学，即追求法律之内的正义——在立法完成价值的妥协以后，在司法阶段就要遵循价值客观化的法律思维。(2)与当事人的关系，改造自由主义权利论，导入一种沟通理论的新程序主义，特别重视以公众参与为主旨的信息交换机制的构筑等，以此来寻找资源配置和权利保护的最佳均衡点。只有回到维稳时代所处的特殊社会背景，以及全面观察近三十年形式主义司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有效解释这种失败的根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这种人数迅速膨胀的现状，显然不符合职业蓝图试图建立的法律职业的精英化和排他性，即其对法律服务市场垄断的理想。2009年11月，针对一个普通的轮奸案，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以临时性强奸对当事人做了轻判处理。另一方面，也有不顾社会现实，即200多个县没有律师以及大部分当事人都请不起律师的现实，将司法运作的成本甩给社会，最大程度地减少法官的工作量。或者引发普通大众与法律职业精英的严重对立，并使得后者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替罪羊。

没有实现自治的工种，是没有资格被称为职业(Profes-sion)的。在实践中，还存在要求律师在代理案件时，要顾全大局或者不能代理敏感性的群体性事件或者对那些代理群体性事件、行政诉讼案件或者有较大影响的刑事案件的律师，采用从执业年检到直接启动刑事程序等选择性执法手段进行打击的现象。

首先，法学教育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法学教育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失控、主流法学院整体上趋向商业化、主流法学研究被标准化而显得空洞，以及政治对法学教育干预的加强等问题。除此以外，在法律服务市场之外，还有近20余万人通过历届司法资格统一考试的、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的人员，随时可能加入到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中去。

在各级地方人大，情况尽管有所不同，但也大同小异，甚至还出现了人民法院的报告被勒令修改后重新报告的情况。【作者简介】李学尧，现任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法学会法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和上海市浦江学者。这种改革方向，一方面有对西方政治现实崇尚导致的对理想主义的成分使然，即在完全可以并应当预见严格依据法条判决会明显违反社会基本道德法律共识之际，法官仍不顾司法的社会政治责任而刻板、冷漠地适用法律。至2005年初至2011年初，执业律师的数量一下子从15.3万增加到了20.4万。进入专题： 转型社会 法律职业 司法 。显然，在形式主义法学者看来，现行司法政策会大大降低法律职业的自治程度。

比如，各地司法机关在贯彻大调解、人民司法等司法政策的过程中，往往对各类案件的特殊性不加区分，而机械地将逢案必调的调解率作为法官工作的主要绩效考核标准。这三个阶段的主要议题和任务分别是：古典的秩序维持任务——制约绝对主义的国家权力(市民公共空间的保护)、对社会产出和补偿的公正分配——克服资本主义产生的贫困(超越功能与效率的平等权和社会权的保护)、应付集体性危险情况——预防由科学技术引起的风险。

近年以来，全国范围出现当事人不满终审判决，而持续上访、信访，要求重新启动再审程序的现象，事实上与当事人认为法院的判决不是终局的、不是必须要执行的、法院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等生活体验有着一定的关联。此外，由于司法工作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以及法官职业化运动启动之前遗留的司法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的历史问题，在司法工作中还会经常发生一些低级错误。

正如下文将展开论述的，在法的实质化的福利国家时代，如果不采用一种恰当的理论对其意识形态的主张进行适当升级和包装，那么，以形式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自由主义法学观在现实中的贯彻中，肯定会给人以呆板、冷漠和没有必要的印象。落实到中国的司法改革和职业蓝图建设，就需要注意用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突破传统形式主义法学观的局限，分别从法律职业与统治精英、法律职业与当事人以及法律职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中，以一种满足心理期望的契约方式来寻找填补自由主义权利论和程序理性的价值真空的途径，具体而言就是：(1)在政治上，要努力地从能统合解决自由和平等的思路出发，在与执政党和社会各界求得共识的基础上，超越对抗式诉讼结构的改革思路，在坚持正当程序的前提下，有效发挥司法能动性，在化解社会矛盾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中，适时、技术性地推动政治权利在司法审查中的落实。

按照信奉职业主义法学者的理解，法律是需要长期的训练和实践，需要具备一种法律职业思维，对于一个合格的法律人，仅仅具备一些简单的法律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现行司法资格考试制度，在法律职业素养的考察方面，基本上是失控的。由于没有实现与法学教育的配套，所以，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非法学专业学生通过司法资格统一考试。对于律师，维持其独立，特别是道德的主体性，是防止律师在为了在市场竞争中争取客户，会无原则地根据委托人的利益来解释和操作法律，从而使法律丧失权威。但是，按照传统法学者的职业蓝图标准来看，它仍然是不尽人意的。

对于大部分的司法案件，即使是某些极其普通的案件，由于无论涉案民众，还是旁观群众，对司法案件往往都有贫富对抗、官民对立以及司法腐败的情节预设，使得司法过程不慎就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群体性问题。另外，从涉法信访、上访案件的构成中，也可以略窥群众对司法工作的不满。

中国的部门实体法理论所具有的形式主义法性质，一方面，在去‘政法法工作并未完全彻底的前提下，它实质上与二战之前的概念法学以及恶法亦法的实证主义法学更加接近。关于法学教育数量和质量的失控，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做了深入详尽的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公民社会(政权统治合法性的营造)、公正分配和风险预防，成为必须同时正面和解决的课题。同时，让律师独立于国家和政府，遵循与大众道德相冲突的为客户保密的职业伦理，也是在律师和客户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必要前提。

在这种背景下，法官和诉讼律师必须要娴熟一种类似于人际关系平衡的政治术，才能在职业自治缺乏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这无形之中就会挤压通过法学教育获取的试图切割事实与价值的法律方法的空间。更甚之的，一旦出现到上级或者北京上访或群体性事件，主办法官以及相关法院，都有可能受到各种形式的处罚。由此，法律职业强调自治的核心理由在于法律需要自治，其执掌者固然也需要自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西部法律人严重不足、中西部法官严重流失的压力下，司法部自2007年以后，通过试题的难度调整以及对欠发达地区放宽分数线，实质上极大调高了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在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达到了20%、27%、22%、约22%和约22%。

形式主义法治国的干预性行政的工作手段是法律，而福利国家的规划性活动和预防性国家的间接导控越来越必须借助于其它资源，即借助于货币和具有货币价值的基本服务，以及信息和专家知识。(3)与社会的关系，要超越市场化和技术化的现代职业思维，积极将法律服务视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通过公有化的律师、人民的律师等职业结构的改造，以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弘扬美德伦理，依此来缓解大众和职业之间的紧张关系。

比如，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在其所倡导的法学社会学中，对法律的开放性，特别是法律回应社会需求能力的提升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抗性诉讼结构的改革并不彻底，因此，司法审判实质上在信息沟通和对立面设置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机械依法判决，甚至声称要对抗舆论监督或者人大监督，就显得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味道了。

这实际上就要求在意识形态层面，改变去政治化、去实质化的趋势，与世界当今社会的发展同步，把道德重新请回来。而在这个时候，仅仅继承移植西方法学思想中的最低限度道德的新实证主义传统及其类似的理论思路，已经远不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了。